追溯童年最遥远的记忆，我仍记得的是医院的长型大厅，还有我母亲在照护我们的修女背后大叫,我当时患了佝偻病,为了矫正我那双腿而住院。

那天我告诉妈妈，医院的修女不肯将上个礼拜天她带给我的包裹拿给我，妈妈知道后非常忿怒，因为她当时一定费了好多力气才为我买了这些糖果，当下妈妈把我从这些护士修女们的手中拉走， 二话不说就带我回家。

这就是为什么我至今仍是弓形腿的原因， 我的少年时期不断因着这个缺陷被愚弄、嘲笑，特别是在青春期时，常因轻微的跛脚而感到丢脸。

也因此，在我记忆中，与他人的第一次接触就是不义与伤害， 而这伤害在我身上留下永久的印痕。 无疑地，这个经验让我无法接受今天在违建区、贫民窟及紧急收容中心，那些继续流着鼻涕的脸庞，那些用铁器固定的双脚，还有那些年纪轻轻就已伤痕累累的身驱。

我的母亲在修女背后喊叫，这并不曾让我惊讶，我已经习惯了这些吼叫。在家里，爸爸不时破口大骂，他常常打我大哥。让我母亲感到绝望的是，大哥总是用头来挡爸爸的拳脚， 他也常辱骂妈妈， 我们不断生活在恐惧中。

很久以后，一直到我成年，一直到我分享了其它像他一样的男人的生命， 遇到那些处境与我相同的其它家庭时， 我才理解到 : 我的父亲是个受伤受辱的男人，他苦于一生不断的失败: 他因无法供给妻儿安全与幸福而感到自卑。

赤贫的恶就在这里， 一个男人在面对这样的羞辱时，不能没有反应。而贫穷的男人，昨日一如今日，都是以暴力的方法来回应。

我当时还是个小男孩， 对我来说， 那种环境将我导入一种可怕的暴力循环中。暴力是一种回应每日各式障碍及各种困境的方法， 在我还没意识到之前，一如我父亲，它已成为我洗刷赤贫带给我们的无数羞辱的方法。

我的父母终日谈钱

即使这么多年过去了， 至今仍让我感到惊讶的是: 我的父母终日谈钱， 他们没有钱， 可是他们不停地因它而争吵。当家里有一点钱的时候， 他们又为了花用的方式起争执。

不久之后， 当父亲离开我们， 孤单的母亲竟日与我们谈的还是钱。 每当她谈到那些我们有机会来往的人们时， 她总是说 : »他们很有钱»。堂区的那些神父们， 在她眼中是有钱人， 即使是街角那个小杂货店老板 ，在她眼中也是有钱人。 不是因为母亲心怀嫉妒， 而是因为当一个人处于饥饿与缺乏时，他只能寄望那些有能力填补匮乏的人。这种情况一直没变， 在我们所处的大城市边缘的灰色地带， 利益、争吵及交易最后总会回归到钱的问题上。

当我还是小小孩的时候，就已投入这场为了糊口而奋斗的战场。我当时才四岁，就得带着家里那头羊去低地吃草。这头羊喂养我们 : 我那刚出生的妹妹及我们其它小孩。带羊去吃草的路上， 我总会经过善牧修女会会院的大门前， 有一位修女偶尔会跟我说几句话。有一天， 她问我是否愿意担任每天晨间弥撒的辅祭。那天是我生命中第一次受雇， 对我来说那真是一个雇佣关系。因为当辅祭意谓着每天早上我将得到一大碗咖啡牛奶、面包及果酱。而且在节庆时， 还附加奶油， 此外每个星期我还能得到两法郎的报酬， 就是这两法郎让我做了抉定。

我们的饥饿必定痛到妈妈心肝

就这样 ，在五岁之前我已开始担负家计。整整十一年之久， 每天早上妈妈得叫醒我， 好让我赶赴清晨七点的弥撒。至少需要十分钟的时间，我才能跑到修道院墙垣后面的小教堂。冬天天亮得晚， 我总是冷得打哆嗦， 黑暗的晨间也让我害怕。即便如此， 不论刮风下雨， 我得沿着圣雅各布伯路， 然后下坡走到靠近牧场的那条偏僻又充满敌意的波尔特路。为了让妈妈每天都能够收到四十分钱，我去修女们的会院辅助弥撒。我常常带着惺忪的睡眼， 蜷缩前进， 但有时我也会忿怒地咆哮。我想我不能说我从不曾缺席，但我记得我整个童年都依此而建立。

我们的饥饿必定痛到妈妈心肝，才会让她忍心将年纪还这么小的我，日复一日地推送到这条路上去。我一定也意识到她的焦心无奈， 才会接受这个服务， 而没有变得乖戾，也没有诅咒上天。

不久之后， 我连中午也要来回走相同的这条路。因为我们当时是那个小区最贫穷的人家， 所以每天中午一放学，我就急着跑到修道院，用饭盒或铁罐装修女们吃的菜饭。干豌豆、小扁豆、马玲薯， 有时候会有几块肉，这就是善牧修女们给我的食物。不该忘记还有那一大块面包， 那是我们一家人最主要的食物。

为了使家人免于饥饿， 我青少年时期的每一天都被善牧修女们的生活、祈祷及食物所牵引着。

今天， 当我观察那些在垃圾山挑捡破烂的小孩， 或那些跟着他们父亲的推车，正上路要去清理别人的地窖或阁楼的小孩时，我都会想到自己的童年。他们穿越大街小巷找寻破铜烂铁，我则是去当辅祭，在修道院的门口等待我们的食物。今天一如昨日，贫穷的孩子没有童年，他双脚刚会站立就必需开始分担责任。

童年的自卑之路

无疑地，就像今天所有的贫穷孩子般，我必定也曾玩耍嬉笑 ; 无疑地我也会找朋友， 拥有自己捉迷藏时特有的躲藏处，开辟意想不到的兜风路线，并与好友在昂热这个旧小区想象一些新的迷宫走法。但是这一切之外，有这条每天不得不走的修道院之路，这条我童年的自卑之路，这条路完全抹去那些值得快慰的回忆。

自卑之路并不只这一条，但都与日日纠缠不清的食物需求有关。我眼前浮现自己还是小男孩时的身影，我将那瓶胡桃油带回去给杂货店的老板，之前我曾以五十分钱请他装满 。如果瓶子没满到瓶盖，妈妈就会要我再回去老板那里要求多添几滴 : 穷人为了果腹所进行的永无休止的奋斗，充满羞辱的奋斗。

稍后则轮到需把太硬的马肉拿回去给肉店老板， 因为我七岁时又找到另一份工作 : 替肉店老板娘玛丽露意斯跑腿购物，相对地，她则每天给我价值两法郎的马肉当作报酬 。妈妈要求这块肉必需新鲜、柔嫩，所以当我带回家的肉太老太硬时，她会毫不迟疑地要我回老板那里替家里争取质量最好的马肉。

为了洗刷深沉的自卑，我们是强而有力的，我在无意识中以拳脚来去除负担家计的重荷。我还记得我六岁时，就曾在矮树丛以拳脚压倒一个小对手。

当我妈妈到幼儿园找园长，问她我是否可以进入小学时，那位修女回答道 : 「当然，带他去小学吧! 这里没有一个小朋友没被他打过的。」

就这样，打从幼儿期开始，金钱的匮乏、自卑与暴力已串联在一起。

不曾看过母亲的笑脸

　我不曾记得放学回家时看过母亲的笑脸 。被父亲弃置在法国，她辛苦地负起养育四个孩子的重担，父亲的消息时有时无，特别糟糕的是他该寄回家的钱一直没下落，却有瓦斯费要负、冬天的煤炭要买、厨房的锅子该换…

　家里一年到头都很冷，我们住的是以前的打铁铺，到处都是穿堂风。风从门缝下方、从墙板的空隙钻进来，其中的一面墙板是由包装纸糊在木箱上做成的，当墙纸破裂时，风就猛烈地抽打在我们身上。

　家里之所以冷，也因为我们住所上方的其它公寓都由同一个烟囱连结在一起，这个烟囱的通风管经常阻塞，所以每当我母亲生火时，德肋撒，楼上那个裁缝师的女儿总是怒气冲冲地走下来骂我妈妈，因为烟雾呛得她们家不得安宁，为了不招惹是非，妈妈将我们在瓦斯公司的废料堆捡来的煤炭抽出火炉，我们辛辛苦苦找来的这些煤炭，不但没有帮我们抵挡屋里的寒气，反而让我们感到更加寒冷。

　如何解释我母亲的这种被动与消极 ? 今天，我在各地遇到的许多贫穷的母亲身上也发现同样的情况。她担心与邻居交恶，这忧虑无疑来自疲惫，但更多是来自恐惧。母亲自知身为移民需更加小心，她一直害怕别人会把她遣返回她的祖国西班牙，她怕警察以莫须有的理由把我们抓走。一如那些紧急收容营区的母亲们害怕有人会来伤害他们。

　那个裁缝师的女儿德肋撒，常因生火的事来触犯我母亲，有一天我气得拿起火钳对着她挥舞喊叫，那时我还很小。我已记不得在儿童的忿怒中我对她说了什么，但自从那次之后，我们那可怜的炉火得以继续在这个已经破裂的炉灶上冉冉升起。要知道，为了修补这个破灶，我们不停地到附近的牧场去捡取黏土。

穷人不会遮盖他们的伤口

　我母亲不停地向其它人抱怨一切让她苦恼的事，抱怨我给她添的忧愁，抱怨我在学校落后的成绩，还有我尿床的事。这又是另一个加在我身上的羞耻的重负，因为整个小区的人都知道这些事。穷人不会遮盖他们的伤口。他们没有多余的力气掩饰存在的各种困境，这存在已使他们精疲力尽。

　然而如果我得以顺利取得小学文凭，那都得归功于我的母亲。在学校，我们是少数几位不支付学费的学生，而且我们一直是班上成绩最差的孩子。也因此在毕业考时，校长不愿冒险帮我报考中学。他也没替我大哥报名，但我母亲当时并没有提出抱怨。但是轮到我时，她已不再那么甘心屈服，她知道我不笨，她知道我肩上背负太多责任、太多的痛苦，而且我体验到太深的不公正。慈善救济一直是以施舍的态度送到我们身上，它从不被视为我们应有的权利。也因此，不公正成了我们的家常便饭。母亲不愿意在我身上多加一桩。是她为我报考中学，也是她带我去注册。

她拒绝了女施主的好意

　一直到今天，我才体会到母亲为了保护她的孩子们所需要的勇气及所隐藏的愤慨。当堂区善会的女施主计划将我送到欧特耶的孤儿院去时，我的母亲再一次顽强地护卫了我，她紧靠着墙，将我藏在她身后，不让我被带走。这计划表面上看起来是很合情理的，但对出身贫穷的儿童及他们的母亲而言，让自己的小孩脱离家庭被抚养是多么大的羞辱。

　我清楚地见识到母亲的这次爆发的尊严，她拒绝了女施主的好意，她宁愿放弃堂区善会的仁慈。

　事实上，我们早已脱离了其它人的生活圈，我们太穷，我们当时是被小区弃置在外的一群，我们是因救济才与他人相连，而不是因为友谊。

　我们不是小区唯一的穷人，我还记得那个经常醉倒的母亲及她的私生子。黄昏回到家时，他经常发现自己的母亲醉倒在厨房，他就把她拖到床上，帮她盖好被子。有时他会来我们家，母亲就会让他与我们同坐，和我们一起分享面包与汤。

我是否从母亲那里学会这场奋斗 ?

　　还有那个被称为巫婆的老太太，她不肯让狗儿在她的窗前停留。我们这些孩子则以她家的墙面当成撒尿处，她常为此痛骂我们。其实我们很喜欢她，才会故意逗她，我们就不会故意去麻烦屠夫黑帝，或者木匠西斯，他们是小区的头头，他们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有一天，人们发现巫婆饿死于她的陋屋中，十五天之久没人担心她发生了什么事。那天黄昏母亲哭了，因为这事也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她说:「谁会在乎我们呢?我也会死没人知。」

　我是否从母亲那里学会搏斗 ? 不是为了对所受的屈辱做报复，而是为了让一群被排斥的子民获得自由。

　有一天，一个名叫西赛的学长，他是学校最强壮的男孩之一，在狂怒中痛打一个比他弱小得多的小朋友。他把他逼到厕所的墙脚，对他拳打脚踢。我内在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 我见状立即扑上前，轮到我对他拳打脚踢，我甚至猛抓他的脸，直到老师赶过来，用强力把我从他身上扳开。

　为什么我要这么做 ? 那个虚弱的小朋友跟我有什么关系 ? 为什么我要为他打斗 ? 然而，深刻在我记忆中的，却是他，而非我蒙受的惩罚。当时我被学校退学，但这次打架之后发生的事，我却记不得了。留在我脑海中的图像是 : 这个弱小的男孩被一个比他强壮好几倍的西赛所欺负。对我来说，这是个转折，这是一场奋斗的开端。无疑地，从一开始我就是个输家，但固执如我，终我一生仍继续这一场奋斗。

将暴力转换成清醒的奋斗

　但是，成为被排斥者的斗士并不简单，因为我们之所以让自己成为斗士，不是为了分散各处的个体 : 这边一个酗酒的母亲、那边一个被视为巫婆的老太太或一个弱小的儿童。我必需认识到我属于这群子民，必需在我成年时，在我们的城市垃圾堆积场周边的的小区中的这些男孩中认出自己，在这些没有工作的年轻人愤怒的哭声中认出自己。他们继续生活在我童年的赤贫中，他们告诉我一群衣衫褴褛的子民持续存在着。

　 我们能够终结这个持续存在的赤贫，如果我们愿意展开行动，明天赤贫将不再存在。如果我们愿意帮助这些年轻人意识到他们不是零星散落各处的个体，而是一群子民。 如果我们愿意帮助他们，将他们的暴力转换成清醒的奋斗，协助他们以爱、希望及知识为盔甲， 这样我们就能终结无知、饥饿、救济与各种社会性的排斥。

　这将不只是政府的事情，这也将是人的事情这些人接受和被排挤的人并肩同步把他们的生命和他们的生命连结在一起，为了分担他们的命运，有时甚至而离弃一切。